唐凯林作为一名活跃在第一线的财经记者,凯林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实地考察国内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与一些活跃在公众视线内的民营企业家进行沟通。这样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去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全景图象。现实状况是,在企业家所创造的巨额财富的背后,仍有很多令人悲观的东西。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民营企业家们不寻常的视觉及思维方式,而这些所有的主观意识指导着或反作用于他们客观的行为方式,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民营企业独特的“中国式”故事。宏观角度来看,民营经济的所有制烙印使得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角色地位有着很多的共性。微观个体层面来看,民营企业家们在人生的境界中又分别处于各自的阶段,在行为方式上又表现出不同的气质特征。在凯林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种境界应该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多为“草根创业”,往往是苦心经营和积累才置下一片家业,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企业家是以苦作舟,以勤为径,“人憔悴而终不悔”。第二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处在这一阶段里的民营企业家既有成功后的喜悦,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选择”。如果以企业的发展阶段来描述这种境界,此时的企业所面临的是“发展瓶颈”,是一个重大的拐点,虽然可以“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而一旦战略选择错误,脚下的路便到了尽头。民营企业家的第三种境界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都讲究一个“悟”字,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茫然,疑惑,痛苦,执着,忍耐,欣喜,绝望等各种曾经所遭遇过的情绪,都有可能在突然间参透真渧,统统释怀。“蓦然回首”的“顿悟”也是一种智慧。凯林认为,他看到的企业家,大多处在“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二种境界,他们所面临的是创业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这是凯林一直在思考问题的所在,他希望能找寻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给人以启示。慢慢地,在思索中,他想到了“突破”。企业家需要突破自己对于一名记者而言,发现问题可能是容易的,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显得比较困难。事实上,更多的财经记者一直承载着揭露,发现的使命,而把理性的建设留给了别人。学院出身的凯林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发现,而且建设,这种独有的特色,不仅使他的工作质量很高,而且赢得了诸多企业家的认可。凯林的观点非常清晰,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地完成三大突破：其一是企业家自身的思维突破,完成自己的基因突变,以适应发展潮流；其二是企业内部制度的突破,也就是微观企业个体的管理制度突破；其三是民营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突破,这包括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心理对企业家的态度等。在凯林看来,民营企业家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大脑,实践中有不少的案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帝国的缔造者往往也是企业帝国的毁灭者,很多轰动一时的企业死亡案例,其最后的论证结果其实就是“自杀”。不妨以哲学观点来加以说明：内因和外因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前途和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可以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变化过程；外因总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它们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一件事情要变坏,内因是主谋,外因是帮凶；而一件事情要变好,内因是主角,外因是配角。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因素从表面上看是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成败似乎是听天由命。而事实上人对事物认识的深度是可以通过经验,学习或其他方式来得以延伸的,除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企业家自身突破的案例在本书很多篇章中都能见到,属于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企业家对管理的态度,对产业战略的思维模式,对竞争对手的辨证认识以及对企业家基因突变的感悟,等等,这些都是自身的突破。所有这些自身突破的努力,都是一场企业家与自己之间的战争,如果不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就不可能演变成“职业企业家”。其实我们的企业家们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再往前推几年,那些在商海沉浮的人并不介意人们把他们称之为商人或生意人。但是到了现在,他们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定位,在心理认识上已经形成了“商人——企业家——职业企业家”的转变轨迹。内部制度也是个突破口凯林把职业化和制度化联系在一起思考,他的口号,它有一些衡量的标准,与职业化相生相伴的,是企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沿着这种思路,凯林开始细分：即企业家只在思维认知上有“职业企业家”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公司内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职业化就只能停留在空想的乌托邦世界了。显然,“非制度化生存”,这是广大民营企业的生存缩影。有人说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形势所迫,大量潜规则的盛行哪还容得下企业家们精耕细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凯林对“非制度化生存”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认为大部分的因素是指企业“外部行为”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指企业“内部行为”。一支常胜的军队并不一定就非得熟读兵法,将在外,一切因势利导,兵无常势。也就是说军队的外部行为方式总是以“结果导向”为主,过多的制度规范往往是追求胜利道路上的绊脚石。但是,一支常胜的军队,其内部行为往往是受到严明的纪律所约束,是标准的“制度化生存”。企业生存也是如此,即便在商场竞争中的行为方式可以在制度化的边缘游离,但企业内部管理仍需以“制度化”为原则,这样的要求也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以及“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匹配。在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我们广大的中型以上民营企业都有着自己的董事会,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结构安排是非常脆弱的,董事会制度的结构性制衡在创业者的权威面前就如同一只漂亮的花瓶。家族企业里的董事会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君主制”。董事会在这类企业当中就像是聋子的耳朵一样,属于摆设用品。它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法律的要求,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可以充当企业君主的“民主幌子”。“君主立宪制”的董事会是专门为那些厌倦了独裁的企业家所准备的,此类企业虽然有“共和”的理想,但却没有做好放弃权力的准备,属于“民主投机者”,其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巩固家族的权力,在为自己的“姓氏”服务。好的企业内部制度可以弥补很多企业家自身的缺陷,能够缓和企业家的狂躁,抑制企业家的幻想和冲动,限制企业家的独断,惩罚企业家的错误。只不过这种内部管理的突破需要企业家放弃对“人治”的迷恋。“家天下”的企业形式会决定着董事会的运作模式,很难避免“一个人跳舞”的局面。
突破代表作：《门后》,《突破》门后唐凯林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里有这样的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为什么淮南又大又甜的橘,移栽到了淮北,就变成了又酸又小的枳？因为土壤不同,环境不同。同理,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环境选择的余地并不大,他们只能在发出一些声音的同时选择适应。凯林承认一个社会的特征会给企业家一定程度的约束,但他认为,这并不表示构成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不需要突破,企业外部制度的建设是更大的社会工程,有建设性的土壤改良,环境优化是民营企业最期盼的突破。在本书的一些篇章中就有这一话题的探讨。譬如民营石油的出路,民营钢铁业的状况,现有的金融制度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动向等,这些话题都属于一个民营企业外部生态突破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物种进化论或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不破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生存哲学过于被动和消极,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对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以及社会评判体系没有太多的建设性,也不利于外部环境的突破。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上来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便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所以生产关系自身存在一个内部改良的动力,因为被取代的风险会促使它自发性地突破和完善。但是仅仅依靠这一自发的改良是不够的,生产力的话语权所产生的社会信号会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在企业外部环境的突破上,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有“作为”的空间,而不是简单的“适者生存”。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公36条等突破性的政策,法律的出台绝不是一个静静等待而来的结果。看来,凯林把更大的突破留给了社会,留给了更宽阔的制度体系。我相信,这既是凯林的心情,也是《突破》一书更大的指向,我们相信广大的企业家也会认同凯林的观点,因为一代企业的成长,与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